BOB竞猜虽然八点开始已经陆续有人打开店门，但整个市场是在九点左右钟逐渐醒来，车流人流开始多了起来，上午的十点、十一点钟和下午收档的五六点钟是人流最多的时刻。 一般来讲，周末会比平时人少些。
进货车、送货车、搬运工、送报纸的、送牛奶的、保安都陆陆续续穿梭在市场里。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但都因与五金市场发生着某种利益关联而忙碌在这同一空间。碾压悦悦的第一辆车是前来追还债款的， 正应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五金城内的档口有的是做品牌代理，有的是做自创品牌，还有的是厂家铺货来卖，经营多种品牌。虽然当初市场的建设是统一的，但入驻的商户都是自己设计房屋结构以及摆设的，大部分档口都把货品摆在了道路上，所以一眼望去，显得凌乱繁杂而拥挤。事件过后，市场的路口大都新装了减速栏，仍有许多车辆未做减速，匆匆忙忙从上面压过，车身做出微微的跳动。
五金城的档口主们都在专心的做生意。有时候在和我聊天的时候，有客人进来，就立刻停下讲话走向客人。宏观经济层面的金融危机、物价上涨都反映在这个微观市场中人们的心态和行动上。
永玉五金店老板：“在五金城内开设店铺少则需要数十万。我这间店已经开业三年了。三年前，从之前的店主手中顶了下来，包括十多万的转手费、押金、第一期租金啊什么的七七八八，花了二十多万。这还没算装修、租仓库、铺货的钱。你看没几十万能开张么。然后每年都交租，今年又提价了。我这原来是六十一平，今年七十五一平。还要以每年百分之十递增……我的租金涨的算少的，听说前面有家位置好在路口的档口，一下子从七十五涨到一百五一平。而且管理处的说要租就租，不租就搬走，大把人等着租。”
来店里串门的隔壁档口的人接话说：“有人说我们也是老板，有钱。我们虽然可能有一点钱，但都看不到现金。全是货，压力很大的。真正的老板是搞开发的，钱都被他们赚取了。我们是给人家打工。”
档口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租金价格。永玉五金店为例，它的店面大概60平米，今年租金75元每平，租金近五千元；仓库在对面的茶博城里，也要一千多的租金；店铺的电费1块钱每度，店里一部电脑、一台洗衣机、还有空调、冰箱等，每个月至少花上百元电费；每月还要缴卫生管理费、治安管理费等小项目，除了租金，管理处还每年收两万块的所谓“宣传费”。这些开支加上进货成本，压着档口不得不每日致力于生意经营，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与市场里的其他人进行深入的交往。
“经商为求财”。将生意做大是每个五金城档口主的心愿。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怀揣着辛苦挣来的创业资本，开始经营之路。利益最大化是市场逻辑中资本积累的途径。
卷入了小悦悦事件“见死不救”漩涡的少钰五金店的老板娘说：“虽然做生意很累，但我就一心把生意做大，多挣钱，其他什么都不想。现在我们的客户哪里的都有。本地的零售的多，外地的批发的多。来批发的有广西的、江西的、BOB竞猜湖南的、四川的，都有。但没有你们北方的。国外的也有很多，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的都有。东南亚的比较多，他们本身也是华人，因为我也讲闽南话，所以他们都找我。昨天还做了一单黑人的生意。
我的店外面牌子上写的是联塑品牌，但其实卖的都是自己的牌子。我们自己注册了三个商标，找的老家的工厂给我们做，然后运来。一是因为广东没有那么大的工厂，二是加上物流也有的赚，和在这边加工价格差不多。现在是贴牌，以后希望打响牌子，自己把生产也做了。这里很多老板都有厂。”
这种对资本积累的渴望内化成个人的行为规范，生意甚至扩大成生活意义的本身。少钰的老板娘和丈夫在结婚后就出来打工，在广东已经八年，在黄岐也有两年，但只去过一次广州逛街，从未去外地旅行过。档口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世界。
专业市场的聚集还在当地衍生出了繁荣的服务业。在五金城周边，不下十家和会所。当晚上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闪烁的霓虹灯光映射在黑暗寂静的五金城棚顶。驱动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在这里琴瑟和谐。
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是生活专业市场中多数档口主所追求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至于与同在市场内的人的交往，在这一资本逐利的空间内并不重要。整体而言，同处一个市场空间内的人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首先，缺乏交流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上面的档口一日素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档口的日常时间表。每日开门就面临的开销成本也使得他们不能懈怠。白天，档口的人在大部分时间需要在店内进行经营。晚上则各自回家休息。如此简单重复的生活节奏下，人们之间缺乏出现交集的时间。
其次，缺乏交流的动力。同一专业市场内的商户往往经营着同质性产品，在市场中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和互斥关系。专业市场产业聚集带来的经济效应对地区经济整体增长确实有推动，但“同行是冤家”，如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得到有效调控，恶性竞争氛围会为原本微弱的社会联系带来更多的敏感性。相对而言，出售的产品异质性较强的商家之间倒有可能有往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遵守着“不打听别人的生意情况”的规则，顶多以一句“你们今天生意不错”的祝福式寒暄含糊带过以免引起别人的不快。在这么多的顾忌之下，档口之间很难做到深交。以至于很多人表示：“能认出附近店铺的人，有点头之交，但姓什么都不清楚。”
第三，缺乏交流的认同。商户群体可以大致分为本地人群体和外地人群体，外地人还可以依据地缘和血缘进行再分类。同乡之间交往相对频繁，这是交往网络的一个重要区分原则。由于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交往较少。有一次我问小悦悦父母店铺附近一个来自南方某省的店主：“你和小悦悦的父母有没有交往”，他用略带玩笑的口吻说：“知道是山东人嘛。交往就没有。他们爱吃馒头，吃大蒜。”各人群内部的文化心理认同和互相之间的文化心理排斥，使得处于同一空间的生意人们互相之间存在想象、偏见和不适，从而冲淡了交流的认同基础。
另外五金城人往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同龄人和同性别群体、尤其是同为为母亲的群体互相之间的主动联系相对多。这也是符合同质性人群聚合效应的。有位母亲讲：“周围的邻居都喜欢抱我的小孩，右边这家她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孩。他们玩的很好，有东西吃都会给一些。”第二，五金城本身物理空间的设计对社会交往的建设有一定影响。除却对地缘和血缘等变量因素的考虑，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都表示对对面的档口最熟悉，左右两侧次之，对背后以及更远的档口最为陌生。
通过空间格局的设计来改变人群互动关系的试验在一些领域已经在行动，如购物领域从百货商店模式到Mall理念的改变，正是基于改变人在空间中的感受。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但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媒体热炒的“冷漠”和“道德”批评是否有更为宏观的结构性导因？在一个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人际关系较弱的专业批发城，其制度建设和社会氛围在表面热火的市场运行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这种结构性缺陷是否与人们的冷漠心态存在某种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大沥镇作为城乡结合部，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组建村居工作站、环卫外包市场化等。但以五金城为代表的一些专业市场，却是这些社会治理的相对真空地带。
专业市场治理的法律建设方面具有滞后性。1994年由国内贸易部（现商务部）发布的《批发市场管理办法》规定，管理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应由上级主管部门、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组成，权力机构董事会则由参与筹资的政府部门推选和交易商选举的代表共同组成。这部条例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痕迹，并未对非公资本建设的批发市场管理作出明确规定。但广佛五金城是一座以民间资本为主投资经营的专业市场，因此在法律的根源上就存在模糊治理的余地。周晓光在对义务小商品市场的调查中指出，商品专业批发市场交易额找到全国商品零售额的1/3，专业批发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流动支柱产业，但由于目前为止我国尚无统一的商品专业批发市场法。这直接导致商品专业批发市场在市场准入、市场规划、市场建设、市场经营、市场管理、税收体系等多方面都无法可依。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等现象时常出现。
政府部门对辖区内专业市场的治理以日常政务处理和专项整治两种方式为主。日常政务处理包括行政审批、文件传达、纠纷解决等，专项整治则是治安、税收、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运动式突击。两者都是管理强度很低的模式，以行政任务的完成为目标，对专业市场内部人员的人文环境、社会整合并无关注。
事实上，广佛五金城的实质管理任务由市场管委会完成。由于政府管理的缺位，而管委会又由开发商来组建，市场管理的绝对权力就集中在投资者手中。我把广佛五金城的管理模式称为“市场性自我治理模式”。
五金委会下设项目部、BOB竞猜物管部、保卫处、财务处等。以治安工作为例，属于同一老板旗下的五金城和隔壁的夹板城有一支保安大队，共计60余人，分为两个中队。五金城的中队有三十多人，下有7-9人不等的小队组成。保安员通过招聘进入，并无劳动合同。保安队实行三班轮倒的执勤制度，分别是早晨8点-下午4点、下午四点-晚上12点、晚上12点-早晨8点。
在访谈中，一个刘姓保安说：“我老家在韶关，出来广州七八年了，换了很多工作。以前做过推销员、超市收银员。因为我姐姐在这个市场开档口，她介绍我来做保安。就到大队长那里讲清楚，没什么问题就上岗了，也没签合同。一个月到手工资1800元左右。”可见，市场对保安的质素要求并不高，也没有专业培训。
某吹膜包装档口主说：“这些市场管理的人，收钱的时候就见的到，有事的时候就见不到。我每个月保洁费、管理费什么都交，你看地上还是这么多垃圾没人清理。我们这个市场，你的货要是丢了自己负责，他们也不管。前段时间有个铺子被人撬了，丢了二十万的货，管理处也说没有责任。你说我们给钱养这些保安有什么用。”
项目部经理认为，小悦悦事件不能看成是他们管理的问题。他们对市场的保安、交通已经做出努力。BOB竞猜市场那么大，他们不可能杜绝盗窃现象，也不可能不让汽车进市场，用他的话说，“难道让人家把那么重的货扛来扛去吗？”对于停车场建设、限速、违规占道等问题，他也表示难以操作。在位不谋政的管委会有很大治理提升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人口庞大的流动人口基数中分化出的城市新移民群体面临着制度变迁和身份变迁的结构性问题。制度结构性制约包括了户籍管理制度、单位制度、社区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选举制度和工会制度等；公民身份差异带来的权利不平等则表现在劳动权、居住权、福利权、教育权和医疗权等方面。由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非正式就业特点，这些市场中的小老板游离在国家正规就业和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之外。受财政体制和统筹区域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政策性社会保障在该群体群体中的落实并不到位。
在五金城的走访中，我们就户籍安置和社会保障的问题随即访谈了几家档口。金鑫砂带档口的老板：“我们的户口都在老家。来这边做生意，哪有人管你户口的事。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什么的，统统没有。”另一位工仔则说：“我们就靠自己，没有人管。但我们也不管别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这种心态的表述似乎与“见死不救”的社会冷漠议题产生了某种联系。
在问到如果你遇到小悦悦事件会怎么做时，大部分人都第一反应回答“当然会救”，至少是“打电话”。但接着的表述则转向“人家不救也可以理解”和“如果真遇到了，还真难办，怕麻烦”。这种“理解”和“怕麻烦”的心理背后，除了社会心态，很大一部分的直接原因指向“彭宇案”。
这个案件带来的恶劣影响至今深刻解构着当前社会安全感和是非判断标准，成为社会信任危机中的“一根稻草”。治理上的混乱、保障上的无靠以及对社会的信任危机，共同造就了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映射在个人心理上，就是集体的“焦虑感”。近日《人民日报》指出，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期，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健康已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出现严重危机。
